1960年夏，北戴河会议期间，周恩来总理与大将谈起住房问题。总理原以为，经过多年劝说，这次老战友总该点头了，没想到徐海东仍然摇头：“总理，这件事我不能答应。”
这句拒绝，背后不是客套，也不是故意推辞。徐海东一生带兵打仗，后来长期患病，生活条件并不宽裕。可在他心里，自己已经享受了组织照顾，国家建设又处处需要用钱，个人住房再好一些，实在排不上位置。
徐海东出生于1900年，湖北大悟人，早年做过窑工。大革命时期，他的家族中有许多人参加革命，也有许多人因此牺牲。后来毛泽东曾说，徐海东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。这个评价，既包含对其军事功绩的肯定，也包含对他所承受牺牲的体谅。
1934年，徐海东率红二十五军长征，抵达陕北后，为中央红军和陕北根据地的巩固作出了重要贡献。抗日战争时期，他担任八路军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旅长，率部转战华北。长期负伤、劳累和恶劣环境，使他的身体逐渐垮了下来。
1940年1月，徐海东在一次干部会议上作报告时突然吐血，此后病情反复。解放战争期间，他曾随部队转移，因身体虚弱无法骑马，只能躺在担架上。对一名从战火中走出来的将领而言，不能亲自指挥作战，是极大的煎熬。
他曾感叹，自己不能上前线，反而要战友保护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中央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，1947年将他转移到大连休养。此后多年，徐海东多数时间在病床上度过，但仍然关心战场，也关心部队和烈士家属。
1951年5月，周恩来与邓颖超到大连看望徐海东。徐海东见到周恩来时，谈的不是个人待遇，而是自己没有继续为党工作的遗憾。周恩来劝他安心养病：“革命的路还长，养好身体也是工作。”
有意思的是，周恩来在徐海东住处看到挂在墙上的旧军装，衣服洗得发白，补丁摞着补丁。总理半开玩笑地说，不能让猛将军穿得像叫花子。徐海东却回答，国家刚刚成立，烈士家属更需要钱，自己穿旧衣服没有关系。
周恩来了解他的脾气，没有在口头上争论，而是通过实际安排增加了他的养病和生活费用。徐海东一度不愿接受，周恩来反复解释，这是组织对老同志的正常照顾，他才勉强收下。
1955年，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，徐海东被授予大将军衔。得知消息后，他反而不安，认为自己长期养病，为党工作的时间太少。周恩来专程解释，军衔不是只看眼前承担了多少事务，而是依据一个人在革命战争中的全部贡献。徐海东的功劳，不能因为后来患病而被抹去。
1956年，徐海东身体稍有好转，回到北京参加党的八大，并当选为中央委员。他提出的要求很直接：“我要工作。”身体条件不允许他再上战场，他便参与整理红二十五军战史，接待老战友和烈士家属来信，把能够做的事情一件件做下去。
他对烈士后代尤其上心。工作人员曾听他说，处理一封来信，看似只是小事，实际上关系到对烈士的责任。那些牺牲的同志，如果活下来，也可能成为将军。这样的话，徐海东说得很重，却正是他的真实想法。
回到北京后，周恩来发现徐海东住的房子狭小破旧，便安排有关部门为他修建住宅。徐海东得知后立即表示反对，认为国家正在建设，资金应当用在更急迫的地方。周恩来没有强行争执，但这件事一直记在心里。
到了1960年北戴河，周恩来再次提起建房。徐海东说，眼下已有房子可住，不必另行修建。周恩来则解释，国家经济条件已经有所改善，而且徐海东身体不好，居住环境过差会影响休养。徐海东笑着说：“那我可以打游击嘛。”周恩来回应：“打游击也得有房子。”会后，他委托工作人员继续办理。
徐海东不愿占用公共资源，还表现在家族烈士墓的问题上。大革命时期，他有66位亲人牺牲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想为亲人修墓，拿出自己的养病费用和老战友赠送的钱，并叮嘱家人不要麻烦地方政府。后来经费不足，家人还是请求了政府帮助。
1952年得知此事后，徐海东十分恼火，认为自家事情不该动用公家力量。1958年回到故乡，他专程到烈士墓前向地方同志说明情况，反复表示歉意。他并非否认烈士应受纪念，而是坚持区分公事与私事，这种近乎苛刻的自我约束，贯穿了他的晚年生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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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家乡建设上，他又是另一种态度。新中国成立初期，他曾争取茶树苗木，帮助家乡发展生产，还关心道路和工厂建设。对自己，他能省则省；对乡亲，他愿意尽力相助。
1970年3月25日，徐海东在郑州逝世，享年70岁。周恩来为他操心住房，并不是因为徐海东开口索取，而恰恰是因为这位大将一生很少替自己开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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